2014年，一部非常严肃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上映，我把它看作中国文艺电影的重磅期待，但据说该电影观众寥寥，票房惨淡。这对于投资方来说的确不是个好消息，对于有愿望想要尝试回归电影本质的其他中国电影人而言，似乎也提供了一个“电影有风险，拍摄需谨慎”的范例。我觉得，相对于目下中国的现实土壤和电影环境，《黄金时代》的结局倒也不怎么出人意料。无论是其呈现的票房景象还是获奖情形，恐怕都是这部具有实验性的艺术电影，最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特质的标志性电影情境。这也是《黄金时代》注定的命运，无论制片方怎样心不甘情不愿，或者甘愿承担风险，所有《黄金时代》的参与者，都为一部电影的历史贡献，付出了令人尊敬的勇气和努力。
　　《黄金时代》是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的作品。在华人导演世界，男性占有绝对主导地位，尤其是知名导演中女性更是寥若晨星，而独立担当并赢得普遍尊重的一位就是许鞍华。著名学者陈丹青在和许鞍华的一次电影论坛对话时曾说，“导演很多，所以我不叫你许导，叫你许先生。”这对许鞍华是极高的尊敬。镜头前年届六十的的许鞍华竟然不善言辞，谦逊诚恳，一派直率天真，毫无城府，倒是那个滔滔不绝的主持人被反衬得像在卖弄。这样的许鞍华导演的电影自然有她的烙印，我看她的那些影片：《女人四十》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《天水围的夜与雾》《半生缘》《桃姐》《黄金时代》……充满人文关怀，对人的体恤和相知，对市井常情的悲悯与了悟。她的关怀不做作，不矫情，不高深莫测，不居高临下，她只是静水深流，直入人心。正如许鞍华自己谦卑地说，我拍电影只要是诚实的，付出努力就行。不能无知与骄傲。
　　凡有良知的电影人自然能看到许鞍华的诚实和努力，《黄金时代》获得201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、最佳摄影、最佳美术指导、最佳服装造型5项大奖，迄今许鞍华已经凭借电影《投奔怒海》《女人四十》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《桃姐》《黄金时代》获得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。这样的殊荣在中国电影史上怕也是稀有。当有人说许鞍华是一个“女性主义”时，她断然否认，性别对于许鞍华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，她从不以女性身份关注社会问题，而是一个独立的电影人。这决定了许鞍华的宽广和纵深，也决定了许鞍华电影世界的独异性。
　　《黄金时代》是许鞍华最冒险的电影创作，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影片以纪录片的方式呈现，最真实地逼近了电影主人公萧红以及她所处的民国时代。说《黄金时代》是萧红的个人传记，其实并不确切，这部以萧红为叙述者的影片，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真实人物，其中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和思想大家鲁迅先生，以及代表作家比如丁玲、胡风、聂绀弩，东北作家群萧军、靳以、舒群、罗锋、白朗、端木蕻良、骆宾基，诗人蒋锡金，鲁迅的爱人许广平、胡风夫人梅志等。这里面的许多人已经完全被历史所遗忘，我们今天的观众和读者对他们有深深的隔膜，甚至面对萧红，可能也是很多人的陌生符号。而正是这一人物群像，构成了我们今天热衷于谈论的民国背景之一角，我们由此看到了许鞍华想要努力重现的民国气象。
　　隔了80多年的风云回望五四及民国时期，我们最熟悉的语汇恐怕就是自由和大师。什么是大师？回到民国我们就能看到大师的背影，蔡元培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鲁迅、胡适……这些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文化泰斗，都已作古，有人说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”，的确，空山寂声，当代对“大师”这个词都不会定义了。许鞍华在电影《黄金时代》重现了一个她理解的民国时代，她并不面对大师，而是力图回归普通人的生命选择，经由这群人的人生走向，观众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大师是如何汹涌澎湃横空出世的。
　　《黄金时代》的主人公是被称为“30年代文学洛神”的女作家萧红，这个在写作和情感上都堪称奇异的女子，只活了31岁。电影让萧红自己出场，向观众交代自己短暂的一生：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，出生于东北呼兰河，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红十字会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。这是萧红生命的两端，中间是她颠沛流离的人生。生与死都不是萧红的选择，但她却倔强而执着地选择了如何活。随着萧红生命中经历的人物出场，他们的叙述和独白渐渐勾画出萧红以及构成萧红的时代面貌：20岁从家里逃婚，一直居无定所，漂泊流浪，怀着孕被逃婚的对象汪恩甲弃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，无奈向报馆求助，于是，东北作家群中另一个重要作家萧军出现，他惊讶于萧红的才华，两人一见钟情，正值哈尔滨大洪水，萧红从旅馆逃脱，和萧军开始了乱世中的贫困爱情。他们接触的一些进步作家遭到追剿、被捕，迫于局势，二萧离开哈尔滨来到青岛，分别写出他们的成名作，萧红的《生死场》，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。两人给鲁迅写信，接到鲁迅邀请逃离青岛，在上海见到鲁迅，从此鲁迅先生成为二萧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。很快，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出现问题，1936年7月，为了平复创伤，萧红东渡日本，给萧军写了许多珍贵的信件。10月，传来鲁迅先生病逝的消息，萧红写下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最好的纪念文字《鲁迅先生记》。由于萧军的外遇，促使萧红由日本回国，痛苦的萧红沉浸在写作中疗伤。七七事变后他们辗转武汉、临汾，终于爱情走到尽头，选择了各自的人生。作家端木蕻良进入萧红的生活，两人在武汉结婚，后经重庆去了香港，1940年萧红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《呼兰河传》。此后，她最后的长篇小说《马伯乐》开始在报上连载。但萧红终于没能写完《马伯乐》。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罹患肺结核的萧红被庸医误诊，在喉部做了切管手术，萧红就此陷入弥留，结束了颠簸困顿而又天才绽放的短暂生命旅程。
　　整部电影没有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，导演许鞍华采取了间离式的电影表现，那些近距离与萧红有过交往的人，都是五四民国时期的知名文学界人士，面对镜头口述他们眼中的萧红。许鞍华注意了一个尺度，那就是旁观者只陈述他们看到的事实，而评判则交给观众。这同时是挑战导演与观众双重智商和情商的拍摄，许鞍华不动声色，没有锋芒，把她所有的理解和情感全盘交付给观众，仿佛在与观众对话，又仿佛观众可以在电影中触摸到鲜活的时代灵魂。
　　萧红一生都在追寻自由，她的短暂人生就是五四以后时代精神的映现。她逃婚，自主选择情感方向；写作，不陷于狭隘的个人不幸，笔触所及是最底层的小人物，关怀他们的生与死，他们卑微而又抗争的人生。在时代的大浪潮中，每个人都无法主宰自己，但萧红最可贵的是尽可能保全了自我的判断和选择，保全了文学内在持久的生命力。由鲁迅先生作序的“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，对于死的挣扎，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。”的小说《生死场》，作为“奴隶丛书”出版时，萧红也不过23岁。而1941年萧红出版《呼兰河传》时，年仅30的萧红已经站到了远超同时代女性作家的高度，几可与鲁迅先生比肩。她对国民灵魂的洞察、对人性的剖析、对人以及生命的深刻悲悯，无不与她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，而又推己及人，在广大的民众和社会土壤中，描写一个作家的良知。她不跟随时代的政治风向写作，而尽力坚持内心对文学本质的理解。这当然导致了萧红在当时就不被文学圈认同。在电影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和萧军及其他作家的隔膜，除了鲁迅，只有胡风和聂绀弩对萧红的创作表示了赞许。萧红的寂寞可想而知。
　　但萧红从未放弃，尽管在个人情感上一再受挫，几经沦落，生活陷入极端困境，萧红始终以笔为武器，赋予生命最灿烂的色彩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，电影里二萧给鲁迅写信，请教鲁迅现在自己应该干什么，鲁迅回复“不必问现在要什么，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。”的确，任何时候我们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，就会有生命的方向。萧红只想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写作，但她一生都未找到安静的生活，却得以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，沐浴着自由精神，勇敢地焕发出天才的文学光芒。影片中在日本的萧红给萧军写信，大意是：“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？此刻。……自己就在日本，自由和舒适，平静和安闲，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儿逼迫，这真是黄金时代。是在笼子里过的……”
　　“自由而舒适”、“笼子里的”黄金时代对于萧红而言都是确实的，这也是民国时代的典型写照。鲁迅先生曾对萧红说到置身于那个时代的寂寞：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，但力所能做的就做，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。……说到幸福，只得面向过去，或者面向除了坟墓以外没有任何希望的将来，每个战士都是如此，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。
　　至此我找到了许鞍华《黄金时代》的寓意，今天我们经历着一个最坏的电影时代，任何事物走向极端都会面临两种结局：要么死，要么生。今天许鞍华以电影人的良知记录那个历史时代，他年后，当下电影时代会被怎样记录？
　　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言犹在耳：“不必问现在要什么，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。”一个时代，有鲁迅先生这样的先行者肩起黑暗的闸门，有萧红这样的孤独者记录时代的灵魂，那么，我们呢？个体所能做的，恐怕就是自身对世界持守的责任吧。